全國各級政府逾20萬億元的債務究竟是多大規(guī)模，政府償還能力又到底如何？社科院財經戰(zhàn)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呂風勇認為，只去關注數字遠遠不夠，還要看這20多萬億元的債務結構是怎樣的，“在已有的債務中，如果是投入在類似公益性質沒有收益的項目上，就會導致未來政府的還債壓力很大；但如果有高速公路這種可以通過收費來進行一定補償的債務，必然會有效降低債務風險。”

　　針對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為105.66%這個數字，分析認為，從目前我國經濟發(fā)展水平與政府性債務的比例，還有國際風險控制指標來看，我國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。不過，呂風勇認為，目前強調的“風險可控”是一種靜態(tài)意義上的概念，也就是根據當下債務規(guī)模、GDP總量及增速來衡量。“這是在財政收入不出現大的縮減情況下來討論的，但如果未來債務規(guī)模進一步擴大，加之土地財政很有可能會被嚴格控制，負債率的發(fā)展就很難估計了。”

　　此次摸底的地方債務不僅包含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，還包含負有擔保責任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，體現了全口徑管理思維，從而對地方債務的總體規(guī)模和風險有了全面的評估和掌握。從未來償債年度看，2013年7月至12月、2014年到期需償還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分別占22.92%和21.89%，2015年、2016年和2017年到期需償還的分別占17.06%、11.58%和7.79%。有專家分析，政府償債高峰似乎已過，而將來幾年還款的時間分布相對均衡，緩釋了集中到期的風險，發(fā)生違約的風險逐步降低。而且，今年許多城市的土地成交額又大幅增長，為近兩年內歸還地方債務提供了保障。如果明、后年土地和房地產市場不出現大幅降溫，那么因地方債務發(fā)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不大，反倒提供了消化存量債務的良機。“只要保證未來能控制地方債總規(guī)模，就能保證風險處于可控范圍內。”呂風勇表示，“各級政府應該提高警惕，而且中央已經思路很明確，要把債務規(guī)模納入干部考核中”。

　　可以預見，相關部門將會從不同的維度上保證政府性債務風險的總體可控，在完善財稅體制、細化責任、減少盲目投資等方面進一步改革。這些雖然對地方政府的投資有一定的約束作用，短期內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，不過長期來看，顯然可以有效抑制地方債務風險以及金融風險，對宏觀經濟的穩(wěn)定發(fā)展起到積極作用。

　　有專家認為，我國地方債務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緩釋，源于集中財力應對還款高峰，而且不少銀行機構按照嚴控總量、優(yōu)化結構的原則，對許多打包貸款的債務進行了分拆，落實土地抵押，從而形成了大量有著穩(wěn)定還款來源的優(yōu)質資產，但在風險防控上仍不能掉以輕心。這是因為，首先地方債務規(guī)模已經超過了中央政府性債務，而且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較快，在我國地方財權和事權仍不對等的背景下，要警惕個別地區(qū)尤其是貧困地區(qū)的高負債問題。貧困和后進地區(qū)的地方財力較弱，但同時又需要大量資金來夯實基礎設施，應當提高轉移支付的效率。

　　其次還應當警惕部分地方債務的隱蔽化。在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中，有著體量較大的影子銀行，而地方融資平臺正是其資金的主要流向之一。以往地方通過信托、融資租賃等“曲線”融資的現象屢見不鮮，要防止平臺出現違規(guī)變相融資的傾向，還應當建立更加市朝、信息透明的地方投融資體制，對地方財政預算形成硬約束。
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《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強調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。我國正在推動的改革，是一項全面的系統性的改革，而轉變政府職能、簡政放權是發(fā)揮市場作用的重要體現，其影響將會在地方投融資行為中有所體現。過去，土地財政支撐了地方債務的還本付息，長遠來看這一模式不可持續(xù)，事權調整和財力的重新配置，將是緩釋地方債務風險的重要前提，相應地對融資平臺的管理也必然趨于嚴格。“融資平臺的資金應該要求定向投資，但過去普遍是一攬子式的做法，比較混亂，不僅對規(guī)模和用途沒有嚴格的控制，而且對以后的統計細化也存在著一定制約。”呂風勇建議，將來融資平臺的行為應當公開透明，另外在地方投資中要充分引入民間資本。